“农二代”已日趋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主力军，“农二代”能否转型为高素质农民，关乎“谁来种地”“现代农业向何处去”“乡村振兴，人从哪里来”等一系列问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全方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指明了扶持“农二代”向乡村人才转型的方向。

  当前，“农二代”生产生活方式上相较于前一代人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性更强，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靠数字技术从事生产管理，从事专业方面技术工作的农业产业工人也惯于以数字技术作为助手。然而，对照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根据笔者对湖北省“农二代”数字素养的重点调研发现，“农二代”群体总体数字素养不高，亟待从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予以培育加强，帮助“农二代”更加充分的利用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为乡村振兴集聚人气、增添活力，加速我国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2022年湖北省19岁~39岁乡村人口的总数为451794人，其中绝大多数从事传统农业或外出务工，从事专业方面技术工作的比例为7.4%，掌握数字知识或能运用数字技术的占比更低。相较于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数字化的中等水准，湖北该项指标总体偏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农二代”数字素养不高对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学习运用有迟滞效应。根据调研，湖北省内“农二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一代”，但在农业专业相关知识，特别是数字农业知识方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经过技能培训，这种知识结构缺陷易造成农村数字人才支撑不足。

  针对以湖北为代表的上述现状，笔者建议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强化“农二代”数字素养，更好支撑农业数字化转型。

  宏观层面，应该加快建立“农二代”数字素养的激励与评价体系，建立完整政府政策扶持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评价体系能激发“农二代”的创新积极性与主动性，如在创新人才持股计划、住房及社会保障激发鼓励措施中增加数字权重，就是促进“农二代”努力提升数字素养的重要手段。同时，能够继续推行“以赛促学”的模式，用以激励“农二代”真正将数字知识和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实践中去，推动数字农业成果转化。提升“农二代”数字素养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资源互通、全民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特别是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完整扶持机制，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形成人才、技术、资金的良性循环，为促进“农二代”发挥其内在动机、主动性、创造性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一个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利于提高“农二代”对家乡的归属感。首先，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规范性特点，各国都是先法而后行。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养老、失业、医疗和低保这“四保”，需要逐步在法律方面一步步完善起来。其次，努力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尽量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应加强完善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与户口捆绑的各种利益差异；在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上，应当通过财政补贴的办法对农民发放养老补贴，以推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加强完善将会给“农二代”带来牢固的保障机制，将进一步加快“农二代”的数字素养提升进程。

  中观层面，应该继续完善农村教育与培训体系。开展立足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的数字新技术、新应用培训，让“农二代”在数字生活中有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提升其数字化理念、素养和技能，充分的发挥数字素养在乡村振兴中的赋能作用。对“农二代”的教育与培训不仅应以增加就业和收入为目的，更要以“农二代”个体本身的价值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为着力点，以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效率农业、“农二代”自主创业为教育与培训的主要落脚点，及时了解“农二代”关于教育培训的愿望与需求，积极引导“农二代”参加技能培训与教育开发，分类分层进行教育培训，采用学习周期短、高新技术尖、付诸见效快的职业学校教育与培训机构学习相结合的形式，更好地帮助“农二代”提升自我价值。此外，培训内容层面尤其要关注和侧重于基础的农技知识服务、数字化提升、线上线下一体式等。同时，需推进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强宽带网络覆盖水平和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加快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节点体系建设，为“农二代”数字素养的培育与提升提供保障。

  微观层面，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着力引导。对“农二代”个体来说，首先要认识到学习数字知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地发展的新形势下，其更要用新理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主动学习，通过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网络远程课程、实地实践等，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通过培育新理念、掌握新技能、顺应新趋势，加强自身的信息检索能力、农业数字工具应用能力和融入市场、合作组织的综合能力，不断适应新技术、新市场需求带来的新变化。尤其要认识到数字技术在产业融合中的效率提升与创新作用，通过开拓新产业赛道、发掘新业态，推动传统农业产业升级并带动周围村民创业致富，形成辐射效应，创造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